法治日报记者 赵丽 法治日报见习记者 王宇翔
92.3%的教师倾向于将人工智能（AI）融入课堂教学，96.1%的教师正主动学习更多AI工具——2026年5月，教育部教育资源中心在浙江发布的《中国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呈现了这样一组数据。业内人士指出，这组数据清晰地描绘出一幅“人机共教”的生动图景，AI融入教学一线，已从“未来趋势”转变为“日常现实”。
然而，这幅图景并非只有明亮的色调。《报告》显示，86%的教师深切担忧学生过度依赖AI会削弱独立思考能力，69.4%的教师感知到自身角色正在发生变化。
当AI高效地承担起答疑、备课、批改等“教”的任务时，一个关乎职业本质的追问变得愈发紧迫而具体：教师，会被取代吗？
“进行时”与“焦虑感”
《报告》提出，85.17%的教师认为AI可以拓展教学资源，81%的教师表示AI节省了备课时间。
“这些数字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：AI融入教学已是进行时，不是将来时。效率的提升显而易见，但焦虑感同样真实。”有受访教师介绍，从大模型到智能体，过去两年，AI技术给教育领域带来的冲击波持续扩散。有高中生希望利用AI自动分析错题数据，有教师开始借助智能体完成备课与学情分析，更有越来越多的学生把AI当作“学习搭子”。
去年教师节，一场特殊的“考试”曾引发热议——某品牌AI答疑笔以“考生”身份站上模拟教师资格笔试考场，最终顺利通过全部科目考试。消息一出，“首个AI老师考教资”的话题迅速冲上热搜。一边是对技术突破的惊叹，一边是因辅导孩子焦头烂额的家长对“AI老师”的欢迎。
“这种复杂的公众情绪，恰是‘焦虑感’的另一种投射。当AI连教师资格考试都能通过，教师的独特价值究竟何在？”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说。
《法治日报》记者注意到，在2026年5月中旬举办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“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”平行会议上，来自高校、国际组织与科技企业的专家学者们的讨论，直指这一核心命题。
教师回归“育人”本位
“无论AI如何发展，它都只能承担标准化、程序性的辅助功能，难以撼动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。”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认为，教师的不可替代性正因AI的普及而更加凸显。
他将这种价值凝练为三个维度：
第一，教师是育人目标的设计者。AI可以提供数据支持和通用方案，但无法基于具体情境作出有温度的教学决策，更无法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。
第二，教师是高阶思维与人格发展的引导者。知识传授可以被技术部分替代，但批判性思维、创新能力以及价值引领，本质上依赖真实的人际互动。
第三，教师是技术应用的把关者。面对AI可能带来的偏差与风险，教师需要进行甄别、校正，并守住伦理与隐私的底线。
“教育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引领，涉及情感、价值与人格发展，这些都不是技术可以替代的。AI可以提高效率，但无法承担育人的核心功能。从法律定位来看，教师法明确教师是履行教书育人职责的专业人员，AI始终是教学辅助工具，政策的核心是赋能而非替代。”蔡海龙说。
姚金菊对此深表认同。她指出，当AI接管了知识传授的基础工作后，教师的角色正回归“育人”本源。这份“育”的价值，体现在三个不可替代的层面：一是情感共鸣的提供者，能敏锐察觉学生的心理波动，给予机器无法模拟的人文关怀；二是道德价值观的塑造者，通过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；三是深度思考的激发者，教会学生在复杂现实中提出问题，而非给出标准答案。
“AI可以分担‘教’的机械性任务，但‘育’的核心使命与情感连接永远属于教师。AI时代，教师的‘育人’价值更加珍贵。”姚金菊说。
为“不可替代”筑根基
共识之下，一个更深远的问题浮出水面：如何从法律、政策与教育机制层面，确保教师在AI时代真正实现向“育人”本位的回归？
蔡海龙通过长期观察指出，AI循证教研正成为关键抓手。它推动教师研修从“大水漫灌”走向基于数据的“精准滴灌”，打破地域资源壁垒，让教师从繁重的重复性事务中解脱出来，更专注于立德树人。
受访专家从制度设计层面提出系统性建议：在法律与政策导向上明确“赋能而非替代”；在培养体系上，必须重塑“未来教师”的能力内核；在认证与评价机制上，应实现“AI素养”与“育人能力”的双重考核。
蔡海龙认为，面对技术浪潮，必须坚守教师法对教师专业地位的确认，所有技术应用都应以服务教师育人为本职。
姚金菊建议，教师在教育阶段应全面纳入人工智能原理与教育技术伦理课程，夯实人机协同的理论基础。同时，需设计本硕贯通、跨学科交叉的一体化课程，并构建连接中小学、科技企业与高精尖实验室的“大实践”平台。尤为关键的是，要通过设置挑战性任务，训练师范生识别AI“幻觉”和错误知识的能力，培养其批判性审视技术的素养，避免产生认知依赖。
“有关部门应全面落实将AI素养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的政策要求。未来的面试与试讲，应着重考查考生人机协同教学的设计能力，以及应对技术风险与算法偏见的法治素养。师范院校也应建立基于毕业生追踪反馈的动态评价机制，将一线教学中的技术伦理问题转化为学术课题，持续迭代培养方案，从而真正为基础教育输送‘不可替代’的未来教师。”姚金菊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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